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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石夜訪褚時健，為什么？

　　王石夜訪褚時健聊了點啥？也許你記住這句話就夠了：“我們是經(jīng)歷過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的人，過去如何、將來如何都不重要，現(xiàn)在、目前，就是一輩子。”

　　從北京到昆明是三小時飛機，從昆明到玉溪是一小時車程，從玉溪到戛灑鎮(zhèn)又是三小時，再開半小時車，就到褚橙基地了。

　　11月17日的哀牢山?jīng)]有哀愁，正是收獲季節(jié)，午后硬朗的陽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，就像小孩子在拍打皮球，歡實得緊。

　　傍晚，王石來了，帶著56個朋友，這是他第五次拜訪褚時健。初時，他一個人來，此后，都是帶企業(yè)家來。這一次的訪客有所不同，除了企業(yè)家，還有法官、律師、藝術(shù)家……分別來自王石經(jīng)常活動的幾個組織：歐美同學會、亞布力論壇、光華管理學院同學會、深圳企業(yè)家攝影協(xié)會。褚時健在后來的歡迎晚宴上說：“我是大老粗，你們都是大知識分子。”

　　褚時健專程從玉溪的家中來到基地見老朋友。

　　從表面上看，褚時健、王石兩人反差極大：褚說云南話，王說普通話，中間偶爾還摻幾個英語單詞；褚穿一雙膠底布鞋，褲腿上還殘留著泥巴，一看就是一個經(jīng)常下地的人，王可是時尚雜志封面人物；褚一生事業(yè)基本上在云南，且主要集中在玉溪，王滿世界跑，登珠峰，念哈佛；年齡也不同，褚八十八，王六十四，前者長了后者一輩。即便如此，褚時健外孫女婿李亞鑫對我說，褚、王的關(guān)系其實真可謂“惺惺相惜”。

　　褚時健的老伴兒馬靜芬八十三了，高，瘦，身體和精神頭都相當好，她是褚橙的“新聞發(fā)言人”（王石調(diào)侃語）。老太太爽快，愛開玩笑，會客室里，她坐王石對面，兩個人熱烈地聊著養(yǎng)生的話題。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腸癌，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，她把奇跡歸功于學佛、信中醫(yī)、吃酵素。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，王石建議她申請個商標，以后還可以生產(chǎn)、銷售，也在商業(yè)上“和褚老PK一下”。

　　“褚橙本來就是我兩個人的，我們有個公司就叫‘褚馬氏’。”馬靜芬反應(yīng)快。

　　她從小就主張男女平等，她說自己和丈夫的關(guān)系是誰都離不了誰，“沒有我也沒有他”。這一點讓王石非常欣賞，他當即邀請隨行作家周樺為老太太寫一本傳，書名就叫《馬姑娘》，馬靜芬、周樺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請。見面當天，周樺寫的《褚時健傳》還沒正式面市，但中信出版社趕印了幾十本，專程帶到莊園來贈送給這批訪客。

　　“馬大姐，你那酵素是怎么做的？”王石問。

　　“保密。”馬靜芬答。

　　王石哈哈大笑，褚時健抱著胳臂在一邊靜靜地聽，他笑得很淡。他本就不是個愛說話的人，年歲大了，這幾年走路時都需要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，就更寡言了。

　　雖然不是刻意為之，寡言還是在客觀上增加了褚時健的神秘色彩，他說得越少，人們越愿意聽他說。正如我的同事總結(jié)的那樣，“有人聲嘶力竭也沒人要聽，有人低沉含混卻聽眾云集”，而“尋褚，好像已經(jīng)成為一種儀式”——朝圣的儀式。

　　我跟五六個訪客聊到了他們此行的目的，答案其實不問可知：到底因為什么，使13年前的褚時健決定高齡種橙，一頭扎進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創(chuàng)客隊伍，而且至今全力以赴？

　　“他的故事流傳廣泛，為什么還要大老遠專門跑一趟？”我問訪客。

　　“百聞不如一見。當然，也為了表達敬意。”德國都芳漆（中國）有限公司董事長喻恒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。

　　訴衷情

　　滿屋子人齊刷刷站了起來，鼓掌。褚時健、馬靜芬走了進來，坐下，5歲的重孫坐在馬靜芬腿上，動個不停。

　　大家都在等褚時健回答那個“為了什么”的問題，于是，褚時健說：

　　我從小就養(yǎng)成個習慣，總想找點事做，不做事心發(fā)慌，無聊的時候，生悶氣。這些年，坎坷非常多，我這個人生，總體來說不順啊。但不管咋個說，不管順逆，我總有一個老習慣——想把事做好。現(xiàn)在這個歷史時期呢，很復雜，很豐富，也給了人鍛煉的舞臺，這就恰恰符合我這個老習慣了。

　　當年中紀委書記到云南來，跟我們這里的頭頭講，這個老人和一般人有點不同，你們要關(guān)照下，不管咋個整，莫叫他過不下去。玉溪市幾屆書記、市長都問我和老伴兒，你們想整哪樣事，要我們幫忙的，就說。說真話，以前還是窮怕了，老了以后得有吃飯錢吶，事情我們當然想干點。

　　很多朋友，我以前對他們很誠心，他們也覺得我這個人，還可以，所以我后來坐牢，到監(jiān)獄里看我的人，非常多。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萬、七八萬、十來萬。監(jiān)獄把圖書館給我管，我那個書架上，這樣就碼了一百多萬塊錢。這個體現(xiàn)了一種朋友之間的真誠，所以監(jiān)獄里那些管理人也不管。加上我以前的積蓄，我們就有兩百多萬。但要做企業(yè)，還得跟朋友再借。我的朋友都很誠懇。我說，我不敢保證我做成功，做不成功賠不起你們嘍。那些朋友，一家拿上兩三百萬、四五百萬問題不大，說你七十多八十了，搞這個事情，我們一家拿幾百萬，輸了就算了，你不需要賠，不需要把這事壓到心上。

　　為啥到這里來種橙子呢？這塊地方，下邊有個糖廠，我在那里當過廠長，我老伴兒在那里當過糖廠的統(tǒng)計、紙廠的化驗員，我們一家在這個地方人熟事熟，我們選擇這個我們熟悉的地方來做。

　　種橙子這事，原來想沒那么復雜，搞著搞著面臨的問題不少，這個時候就要靠意志了。朋友說，丟掉算了，你吃多少，我們出了，他們不理解我。但對我們兩個老人來說，不管有哪樣困難，我們別的出路沒有，只能硬著頭皮解決問題。

　　搞到第九、第十年的時候，我的品牌社會承認了，利潤也越來越高。到這個時候，我就有兩個想法了：一是我們對當?shù)剞r(nóng)民有感情，希望他們更多人生活富裕起來；二是要為我自己的子孫后代的事業(yè)打個基礎(chǔ)。我說，你們不要懶，不要講享受，我一生沒有哪天講過享受。

　　中國的三農(nóng)問題，真是不容易解決啊，關(guān)鍵是要提高土地產(chǎn)出率。這附近有一部分農(nóng)民，五六年前就開始跟我們種橙子，我把技術(shù)拿出來義務(wù)為他們服務(wù)。以前的冰糖橙，10塊錢4斤，到今天，高價到三四十塊一公斤了。稍有規(guī)模的種植戶，一年剩余也有兩三百萬了，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來了，已經(jīng)不是一般的小康了，在農(nóng)村也趕得上中國的中產(chǎn)階級了。想到這些，我心里頭還是高興。只有少數(shù)人好，社會問題就復雜，多數(shù)人好起來，大家才得安寧。我們出了很多力，沒有白苦，我覺得我們做這個事情還是有點意義。

　　“褚老講得忒實在，不那么高大上啊，你回去咋寫？”坐我旁邊，來自北京的P2P創(chuàng)業(yè)者私下問我。

　　確實不高大上。

　　同樣的問題，我問過馬靜芬，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。“我們不會說，你們文化高，幫他總結(jié)一下。”馬靜芬對我說。

　　檢視褚時健以上自述，可以提煉出“為了生活”、“為了社會”、“為了子孫”等幾層意思，馬靜芬還告訴我，也“為了證明自己”，“他是能干事的，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好，不是碰運氣”。但如果給諸多“為了”排序，排在首位的，其實還是“為了做事”。

　　對褚時健而言，“做”就是宗教，老老實實地做，往精里做。

　　王石說，這就是中國傳統(tǒng)的“工匠精神”。褚時健種橙第二年（2003），王石就來看過褚，褚當時的激情把王石給驚著了，但他沒想到褚時健真能成功。當年萬科訂購了10噸褚橙，但那時褚橙“不好吃”。他第二次來看褚時健已是11年后，其時已是舉國都說“勵志橙”的時候，褚時健真做成了。

　　王石夜訪褚時健，為什么？

　　憶少年

　　褚時健青少年時期經(jīng)歷了太多死亡。

　　1943年，42歲的父親褚開運死于日本人的轟炸。當時，褚時健15歲，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時佐不滿周歲，母親帶著他們苦熬日子。作為家中長子，褚時健不得不像一個家長一樣擔負起家中的經(jīng)濟重擔。他接過了原本是母親負責的酒坊，烤酒、賣酒。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，褚時健幼時就不敢調(diào)皮，此后就更沉默了。

　　1949年，褚時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時仁參加了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的游擊隊。他在這里練就了一手好槍法，也在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戰(zhàn)友的犧牲，他自己也險些被炸彈炸飛。

　　1950年，弟弟褚時候因公犧牲，47歲的母親因病去世，褚時健不到23歲，尚未成家。母親死后，他把弟弟褚時佐、妹妹褚時英帶在身邊，“我走哪里就帶他們到哪里”。

　　褚時健在自述中說，早在戰(zhàn)友和堂兄犧牲的1949年，他就知道，“把每一天安排好，就是對人生負責任。想得太多，沒有任何意義……我們是經(jīng)歷過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的人，過去如何、將來如何都不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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